第三节“日使三问”（1 / 2）
第三节“日使三问”
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。
副岛种臣使出阴招，竟在官方正式议题之外，派出随员柳原前光、翻译官郑永宁造访大清总理衙门。
在日本的郑姓，有什么来头？可能有人不知道。如果我提郑成功，你肯定知道。郑永宁可是郑成功兄弟的后代。当然也不是汉奸，郑成功虽然是南明赐姓封王的人，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的民族英雄，但他母亲确实是日本人，田川氏。郑成功的母亲在清兵攻灭南明政权时，自杀殉国，他的二儿子却在日本。郑永宁这家伙能量不小，我不能不多次提到它。
二人到总理衙门，无中生有地提出三项交涉事宜，清史称“三问”：
澳门还算不算是中国地盘？朝鲜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台湾原住民杀害了琉球人民，日本要派人去追查。（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，抑由大西洋主张？一询朝鲜诸凡政令，是否由朝鲜自主，中国向不过问？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，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。）
历史记载很简单，可背后的情节很复杂。这三问，其实大有深意，用心也可谓毒辣。
大清当时那个情况……
副岛他们一定捏准了大清国不好回答。
但，这决不是让大清国面子上过不去那么简单。
为什么？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，分析一下：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第一件，澳门
中国地，谁也不敢说不是。
问题是，怎么处理葡萄牙人。
据史载，葡萄牙开始是在澳门租空地建房居住，要交租金的，“请隙地建屋，岁纳租银五百两。”后来，逐渐发展到“钉关逐役，抗不交租”，不但不交钱了，还把我们的机关办事人员给赶走了，当然赶走人也是为了不交钱。再后来，葡萄牙人还趁着英国法国侵占澳门作为据点的机会，伙同英国法国闹事。由小偷转当强盗，乱哄哄之中，也趁混水摸一把鱼，把部队开进来，建上了营房、炮台，向澳门人收起了税。这样一步一步，久而久之，竟造成“澳地关闸以内，悉被侵占”的既成事实。
对这么明目张胆的事，该管事的粤省大吏竟然“置之不问”。
不管怎么说，未经大清国允许就在澳门建兵营筑炮台，公然把地盘拿去用了，俨然主人一般。这就是现实，唯有法理上的“事实”，是连个借条都没有。
没有借条，大清国没说赠送，没说割让，当然是“主权在我”，不搞“共同开发”。
但日本人所指要害是――为什么管辖权没有了？你是收回还是就这样默认给了？
日本人问此事，不仅面子上把大清国损得够呛，简直是戮到了大清国的心窝子上。
但事情还要仔细分析，我发现，其实这一问背后隐藏着一个“逻辑陷阱”，即故意混淆“主权”与“治权”概念，转而玩弄一个议题――“存在即等于领有”！
而专门跟大清玩弄这个游戏的目的，就是表达这一主张，强加给大清一个“先入”印象：在地盘问题上，谁拿走，甚至谁占用，谁管着，就归谁，不管是什么时间怎么拿走的。
这是日本人的“逻辑”基础。这个“逻辑”在当前的钓鱼岛问题上，日本仍在在使用。
如果以这一套为铺垫，以下问题就好讨论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对第一个问题，应该告诉日本人：
一，澳门不存在领土争议，任何国家窃取该地管辖权，都不被认可，也决定不了主权归属。
二，按道理，主权与治权一致，如有意外（被人占着啥的），哪怕税都收上了，那也是主权高于治权。除非我让与你，否则别拿“实际占有”说事。
大清实际如何回答的，没找到记载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第二件，朝鲜。
朝鲜是中国的属国，这是中外皆知的事。
但在中国之属国问题上，有其特殊性。
特殊就特殊在，中国自古以来这一套“封贡体系”，更近似于一套“友好互惠关系”。
这个属国，不同于“领有”，也不同于近代欧州国家的殖民地。
中国在“藩属”问题上相对宽松，只要表示服从，甚至表示一下尊敬就行。除非出现挑战天朝权威、影响疆域安全稳定的情况，或应其国主请求帮助稳定局面，基本不干涉内政。
对朝鲜也是这样――
你说是从属关系吧，中国朝廷不收税、不征粮、不殖民、不命官，领导也不去视察，两下相安无事。
要说主权独立吧，他们的国王、王妃、世子均须经大清册封，“朝鲜”国名还是朱元璋从朝鲜的请示中，拟定的三个名字中给选定的呢，还有一个象征性的不定时朝贡、晋见一下，送的东西也不多，还不如说是礼仪性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拿回的（中国皇帝赐的）更多。
只是，朝鲜也仰赖中国的保护，在此之前并不与其他国家订立什么通商章程之类的东西，各国关于朝鲜的事务，一般也是与中国沟通，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中国出面打交道才行。
所以，中国对藩属国的权威在于，没有中国政府的承认，你私下里定的东西，都是一个结局――扔垃圾筒，作废。
这些事实存在不止一年了，全世界都知道，离得最近的日本人当然知道。
明治政府肚子里明白，如果和朝鲜所依靠的宗主国中国缔结了对等的条约，获得与大清国同样的地位，才能在和朝鲜的交涉上取得有利的地位。
先修上栈道，再暗渡陈仓，这是日本处理与朝鲜关系的最初思路。
出于这种考虑，明治二年（1869年）阴历的十二月，政府还命令木户孝允出使中国、朝鲜，但大清这一年事情较多，随即发生了“天津教案”，法国人都把军舰开到天津了，日本人讲是由于天津的形势恶化、安全难保证而未能成行。
实际上，是即使来了，身为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没工夫接待。李大人先是被确定负责处理“教案”，还没等开始，又被派走了――陕西的回民起义了。
这事情过去没有这么久吧？日本忘性这么大？
那日本人忽然掀起“朝鲜是否能自主”这个议题，有什么深意？
这么问，不是装傻就是充愣，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的。
唯一的可能就是，这段时间内，日本人有了新的想法，准备开辟什么新的途径。
一个一步到位，一劳永逸的途径。
那么，现在仅就日本人的问话本身思考，事情明摆着，日本人要针对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这件事上干什么坏事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确实如此。
日本人早就想吞下朝鲜了。但眼大肚子小，“牙口”也不硬，直接动武，必然要面对大清。把朝鲜一口吞下，还没那么大本事，搞不好不是崩了牙就是撑死。
那就从迫使朝鲜人订立条约、开埠经商，获得在朝鲜的驻留权，一步步来。但是一开始，又遇到了大清。
日本尝试过同朝鲜订约通商（看看日本同大清定约的过程就知道，这个尝试是怎么回事），被朝鲜拒绝了。理由嘛，恰恰是“你日本不能有天朝上邦大清的待遇”。朝鲜国王接到日本政府的信函，“礼貌”地告诉日本人：“皇”，只有天朝皇帝才能享有这个高贵称呼。而且你称我们的通商大臣为“公”，是不对的，应该称“大人”。
实际上朝鲜人比谁都知道日本人太坏，突然上门必定没安好心。不仅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朝鲜警惕，而且现在有充分的资料说明，日本人当时小动作不断，正在朝鲜国内从王族到士人一直到民间，培植亲日的政治势力，分化朝鲜。
看来，不管选哪条路，首先要面对的，是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。
绕不开，跳不过。
那，就在中朝关系上撬开一条缝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日本正式向大清探问朝鲜自主权问题，是先看看中国的态度。
日本人想得到什么答案？如果我们循着后来的历史发展去思索，就能发现此时日本的盘算：
如果回答，朝鲜是独立国家，有权决定自己的国政――那么就简单了，不用考虑大清肯不肯，朝鲜也就没法拿这条理由推托了。
这就能跳出最初的思路，顺理成章，绕过大清，直接与朝鲜接头了。
我想日本人最想听到的就是这个答案。
如果回答，朝鲜是大清属国，朝鲜的事大清说了算――那么今后日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与华定约，要求一并开放朝鲜的某些地方给日本做点买卖、办个厂？
如果这样，就回到最初的思路上去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不管日本出于何种目的，要打朝鲜的主意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，对这个问题，应该回答：朝鲜是我的属国，我支持朝鲜发展，但是未经大清同意，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朝鲜的现状，大清也绝不允许将朝鲜问题“国际化”。
这就是划出“红线”。
但是，大清官员只说了前半句：“朝鲜虽我藩属，而内政外交，听其自主，我朝向不与闻”。
实际上，这个回答并没有对日朝关系调整给予任何的肯定或否定。说它是重申一下大清对藩属国的政策也可，对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。
通商是小事情，如果朝鲜闹乱子，你中国管不管？这才是核心的关键。
这无法使大清与朝鲜的藩属关系有什么实质性改变。
今后，日本人的征途还很漫长。还要找出各种理由，辩明或“说服”大清认清事实，自己放弃。当然这是最好的了。再不行，就必须运用各种理由、各种手段，包括军事手段，割断清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。
后来的甲午战争，日本恰恰是采取了这一完整的实际步骤――朝鲜“有事”，派兵干涉，逼清国退步，废除清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，纳入日本保护之下，而后占领之，最后纳入日本版图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第三件，琉球――台湾。
这是第三问的两个关键词。
首先，琉球是大清属国，五百年往来不绝。
琉球在大明朝时称“琉虬”，这个名字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册封琉球国王，一并给定的，意思是指琉球群岛风光秀美，象琉璃蛛串、又象一条小龙，跃动在东海之上。
琉球与中国的感情很深，不是以“上邦”为称的一般礼遇程度，而是称为“父母之邦”。
但1609年，琉球遭到日本萨摩藩的军事侵扰，不得已，遂岁岁向萨摩藩纳贡。柳原提出来之前，日本明治政府也已经逼迫琉球政府签了字，答应也要做日本的属国。
有人为此讥讽琉球人耍了个“两面讨好”，这纯粹是清谈之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自己是弱者却不对更弱者抱同情心。要知道，萨摩藩入侵琉球这事上，大清只是借有些场合责问了日本几句，然后就没了动静，没采取丁点的武力措施（也没有民间反日游行或抵制日货什么的）。虽然算是暂时保全了琉球的独立一国地位，但琉球门前的狼却没有赶走。一个小国面对如此境况，无奈之下，出此策以自保，有何可笑？
且琉球也曾派人进北京“上访”，恳求“父母之国”作主，干涉此事，以至面对有关部门的一再拖延，焦虑悲愤以及绝望之下，还出现了琉球使节在总理衙门前留书，挥剑自杀，以死相谏的悲剧。那是一个面临国破家亡者忧国爱国之情的最惨烈的表达方式。
他叫林世功。他留下的，是写给大清政府的《以死乞师以全臣节折》，奏折中的一字一句都饱含血泪，读来绝对令人震撼，也令人热血上涌。
再后来，琉球也一直把国家独立、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大清上，这才有即使是被日本实质霸占之后，还克服困难、冲破阻拦，咬牙坚持向大清进贡，以示藩属关系不断绝。
这一切，在大清的历史上，仍只洋洋自得地简单记录一句，什么“咸丰某年，琉球来贡”，“光绪某年，琉球来贡”，却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回馈，几乎不曾有任何担负道义的行动。
多年。对，是多年。
直到琉球从大清的记录中消失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其次，关于日本人所称“琉球渔民”被杀一事，日史称“牡丹社事件”。
我不知道日本人的语境中哪来那么多事件、事变，好象日本人到哪儿，哪儿有事件、事变。反正日本人一出现，大多没好事。
这次也是这样。
日本史煞有介事所称的“牡丹社事件”，用更科学的词语表述，其实应称为“台湾生番杀害琉球贡民案件”，而实情则是1871年，有一艘琉球贡船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中，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，部分贡民不幸被土著杀害的事。
日本人是如何偷天换日的呢？
我找到的最为详细的记载是：
1871年12月，由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各两艘船组成的两组进贡船（实际上是朝贡贸易，重点还在于贸易），先后从琉球向中国进发，途中两组人员全都在台湾海峡遇险。
宫古岛民的进贡船，于11月30日离开那霸港，遇暴风后在海上漂流，一艘返回，另一艘遭遇更大厄运，于12月18日漂泊到台湾西南海岸的牡丹社（社是排湾族基层社会组织）八遥湾。这艘船上共有乘员69名，其中有3名在海中遇难，其余66名登陆上岸。但是，其中的54名不幸被排湾族原住民杀害。也有说是起初与土著相处一段时间，因语言不通，贡船人员谋划出逃，反而引起土著猜忌，以致被杀，对此情节我不大相信。土著部落保留着原始的习俗，所谓“未开化”状态，向来以外来人员为敌。
电影《赛德克?巴莱》中，也揭示那时的土著部落仍然存在“出草”（猎取人的头颅，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的仪式）这种原始的陋习，以此来看，贡船乘员被不问缘由、袭击杀害，当是实情。
所幸，逃出来的12名乘员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官兵的保护。
八重山岛也派出两艘进贡船，于12月11日从那霸启航。由于遇上飓风，在海上漂泊，一艘下落不明，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泊到台湾，相对幸运的是，46名乘员也受到了凤山县官兵的保护，只有1名病亡。
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。
副岛种臣使出阴招，竟在官方正式议题之外，派出随员柳原前光、翻译官郑永宁造访大清总理衙门。
在日本的郑姓，有什么来头？可能有人不知道。如果我提郑成功，你肯定知道。郑永宁可是郑成功兄弟的后代。当然也不是汉奸，郑成功虽然是南明赐姓封王的人，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的民族英雄，但他母亲确实是日本人，田川氏。郑成功的母亲在清兵攻灭南明政权时，自杀殉国，他的二儿子却在日本。郑永宁这家伙能量不小，我不能不多次提到它。
二人到总理衙门，无中生有地提出三项交涉事宜，清史称“三问”：
澳门还算不算是中国地盘？朝鲜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台湾原住民杀害了琉球人民，日本要派人去追查。（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，抑由大西洋主张？一询朝鲜诸凡政令，是否由朝鲜自主，中国向不过问？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，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。）
历史记载很简单，可背后的情节很复杂。这三问，其实大有深意，用心也可谓毒辣。
大清当时那个情况……
副岛他们一定捏准了大清国不好回答。
但，这决不是让大清国面子上过不去那么简单。
为什么？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，分析一下：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第一件，澳门
中国地，谁也不敢说不是。
问题是，怎么处理葡萄牙人。
据史载，葡萄牙开始是在澳门租空地建房居住，要交租金的，“请隙地建屋，岁纳租银五百两。”后来，逐渐发展到“钉关逐役，抗不交租”，不但不交钱了，还把我们的机关办事人员给赶走了，当然赶走人也是为了不交钱。再后来，葡萄牙人还趁着英国法国侵占澳门作为据点的机会，伙同英国法国闹事。由小偷转当强盗，乱哄哄之中，也趁混水摸一把鱼，把部队开进来，建上了营房、炮台，向澳门人收起了税。这样一步一步，久而久之，竟造成“澳地关闸以内，悉被侵占”的既成事实。
对这么明目张胆的事，该管事的粤省大吏竟然“置之不问”。
不管怎么说，未经大清国允许就在澳门建兵营筑炮台，公然把地盘拿去用了，俨然主人一般。这就是现实，唯有法理上的“事实”，是连个借条都没有。
没有借条，大清国没说赠送，没说割让，当然是“主权在我”，不搞“共同开发”。
但日本人所指要害是――为什么管辖权没有了？你是收回还是就这样默认给了？
日本人问此事，不仅面子上把大清国损得够呛，简直是戮到了大清国的心窝子上。
但事情还要仔细分析，我发现，其实这一问背后隐藏着一个“逻辑陷阱”，即故意混淆“主权”与“治权”概念，转而玩弄一个议题――“存在即等于领有”！
而专门跟大清玩弄这个游戏的目的，就是表达这一主张，强加给大清一个“先入”印象：在地盘问题上，谁拿走，甚至谁占用，谁管着，就归谁，不管是什么时间怎么拿走的。
这是日本人的“逻辑”基础。这个“逻辑”在当前的钓鱼岛问题上，日本仍在在使用。
如果以这一套为铺垫，以下问题就好讨论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对第一个问题，应该告诉日本人：
一，澳门不存在领土争议，任何国家窃取该地管辖权，都不被认可，也决定不了主权归属。
二，按道理，主权与治权一致，如有意外（被人占着啥的），哪怕税都收上了，那也是主权高于治权。除非我让与你，否则别拿“实际占有”说事。
大清实际如何回答的，没找到记载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第二件，朝鲜。
朝鲜是中国的属国，这是中外皆知的事。
但在中国之属国问题上，有其特殊性。
特殊就特殊在，中国自古以来这一套“封贡体系”，更近似于一套“友好互惠关系”。
这个属国，不同于“领有”，也不同于近代欧州国家的殖民地。
中国在“藩属”问题上相对宽松，只要表示服从，甚至表示一下尊敬就行。除非出现挑战天朝权威、影响疆域安全稳定的情况，或应其国主请求帮助稳定局面，基本不干涉内政。
对朝鲜也是这样――
你说是从属关系吧，中国朝廷不收税、不征粮、不殖民、不命官，领导也不去视察，两下相安无事。
要说主权独立吧，他们的国王、王妃、世子均须经大清册封，“朝鲜”国名还是朱元璋从朝鲜的请示中，拟定的三个名字中给选定的呢，还有一个象征性的不定时朝贡、晋见一下，送的东西也不多，还不如说是礼仪性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拿回的（中国皇帝赐的）更多。
只是，朝鲜也仰赖中国的保护，在此之前并不与其他国家订立什么通商章程之类的东西，各国关于朝鲜的事务，一般也是与中国沟通，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中国出面打交道才行。
所以，中国对藩属国的权威在于，没有中国政府的承认，你私下里定的东西，都是一个结局――扔垃圾筒，作废。
这些事实存在不止一年了，全世界都知道，离得最近的日本人当然知道。
明治政府肚子里明白，如果和朝鲜所依靠的宗主国中国缔结了对等的条约，获得与大清国同样的地位，才能在和朝鲜的交涉上取得有利的地位。
先修上栈道，再暗渡陈仓，这是日本处理与朝鲜关系的最初思路。
出于这种考虑，明治二年（1869年）阴历的十二月，政府还命令木户孝允出使中国、朝鲜，但大清这一年事情较多，随即发生了“天津教案”，法国人都把军舰开到天津了，日本人讲是由于天津的形势恶化、安全难保证而未能成行。
实际上，是即使来了，身为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没工夫接待。李大人先是被确定负责处理“教案”，还没等开始，又被派走了――陕西的回民起义了。
这事情过去没有这么久吧？日本忘性这么大？
那日本人忽然掀起“朝鲜是否能自主”这个议题，有什么深意？
这么问，不是装傻就是充愣，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的。
唯一的可能就是，这段时间内，日本人有了新的想法，准备开辟什么新的途径。
一个一步到位，一劳永逸的途径。
那么，现在仅就日本人的问话本身思考，事情明摆着，日本人要针对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这件事上干什么坏事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确实如此。
日本人早就想吞下朝鲜了。但眼大肚子小，“牙口”也不硬，直接动武，必然要面对大清。把朝鲜一口吞下，还没那么大本事，搞不好不是崩了牙就是撑死。
那就从迫使朝鲜人订立条约、开埠经商，获得在朝鲜的驻留权，一步步来。但是一开始，又遇到了大清。
日本尝试过同朝鲜订约通商（看看日本同大清定约的过程就知道，这个尝试是怎么回事），被朝鲜拒绝了。理由嘛，恰恰是“你日本不能有天朝上邦大清的待遇”。朝鲜国王接到日本政府的信函，“礼貌”地告诉日本人：“皇”，只有天朝皇帝才能享有这个高贵称呼。而且你称我们的通商大臣为“公”，是不对的，应该称“大人”。
实际上朝鲜人比谁都知道日本人太坏，突然上门必定没安好心。不仅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朝鲜警惕，而且现在有充分的资料说明，日本人当时小动作不断，正在朝鲜国内从王族到士人一直到民间，培植亲日的政治势力，分化朝鲜。
看来，不管选哪条路，首先要面对的，是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。
绕不开，跳不过。
那，就在中朝关系上撬开一条缝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日本正式向大清探问朝鲜自主权问题，是先看看中国的态度。
日本人想得到什么答案？如果我们循着后来的历史发展去思索，就能发现此时日本的盘算：
如果回答，朝鲜是独立国家，有权决定自己的国政――那么就简单了，不用考虑大清肯不肯，朝鲜也就没法拿这条理由推托了。
这就能跳出最初的思路，顺理成章，绕过大清，直接与朝鲜接头了。
我想日本人最想听到的就是这个答案。
如果回答，朝鲜是大清属国，朝鲜的事大清说了算――那么今后日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与华定约，要求一并开放朝鲜的某些地方给日本做点买卖、办个厂？
如果这样，就回到最初的思路上去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不管日本出于何种目的，要打朝鲜的主意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，对这个问题，应该回答：朝鲜是我的属国，我支持朝鲜发展，但是未经大清同意，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朝鲜的现状，大清也绝不允许将朝鲜问题“国际化”。
这就是划出“红线”。
但是，大清官员只说了前半句：“朝鲜虽我藩属，而内政外交，听其自主，我朝向不与闻”。
实际上，这个回答并没有对日朝关系调整给予任何的肯定或否定。说它是重申一下大清对藩属国的政策也可，对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。
通商是小事情，如果朝鲜闹乱子，你中国管不管？这才是核心的关键。
这无法使大清与朝鲜的藩属关系有什么实质性改变。
今后，日本人的征途还很漫长。还要找出各种理由，辩明或“说服”大清认清事实，自己放弃。当然这是最好的了。再不行，就必须运用各种理由、各种手段，包括军事手段，割断清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。
后来的甲午战争，日本恰恰是采取了这一完整的实际步骤――朝鲜“有事”，派兵干涉，逼清国退步，废除清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，纳入日本保护之下，而后占领之，最后纳入日本版图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第三件，琉球――台湾。
这是第三问的两个关键词。
首先，琉球是大清属国，五百年往来不绝。
琉球在大明朝时称“琉虬”，这个名字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册封琉球国王，一并给定的，意思是指琉球群岛风光秀美，象琉璃蛛串、又象一条小龙，跃动在东海之上。
琉球与中国的感情很深，不是以“上邦”为称的一般礼遇程度，而是称为“父母之邦”。
但1609年，琉球遭到日本萨摩藩的军事侵扰，不得已，遂岁岁向萨摩藩纳贡。柳原提出来之前，日本明治政府也已经逼迫琉球政府签了字，答应也要做日本的属国。
有人为此讥讽琉球人耍了个“两面讨好”，这纯粹是清谈之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自己是弱者却不对更弱者抱同情心。要知道，萨摩藩入侵琉球这事上，大清只是借有些场合责问了日本几句，然后就没了动静，没采取丁点的武力措施（也没有民间反日游行或抵制日货什么的）。虽然算是暂时保全了琉球的独立一国地位，但琉球门前的狼却没有赶走。一个小国面对如此境况，无奈之下，出此策以自保，有何可笑？
且琉球也曾派人进北京“上访”，恳求“父母之国”作主，干涉此事，以至面对有关部门的一再拖延，焦虑悲愤以及绝望之下，还出现了琉球使节在总理衙门前留书，挥剑自杀，以死相谏的悲剧。那是一个面临国破家亡者忧国爱国之情的最惨烈的表达方式。
他叫林世功。他留下的，是写给大清政府的《以死乞师以全臣节折》，奏折中的一字一句都饱含血泪，读来绝对令人震撼，也令人热血上涌。
再后来，琉球也一直把国家独立、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大清上，这才有即使是被日本实质霸占之后，还克服困难、冲破阻拦，咬牙坚持向大清进贡，以示藩属关系不断绝。
这一切，在大清的历史上，仍只洋洋自得地简单记录一句，什么“咸丰某年，琉球来贡”，“光绪某年，琉球来贡”，却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回馈，几乎不曾有任何担负道义的行动。
多年。对，是多年。
直到琉球从大清的记录中消失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其次，关于日本人所称“琉球渔民”被杀一事，日史称“牡丹社事件”。
我不知道日本人的语境中哪来那么多事件、事变，好象日本人到哪儿，哪儿有事件、事变。反正日本人一出现，大多没好事。
这次也是这样。
日本史煞有介事所称的“牡丹社事件”，用更科学的词语表述，其实应称为“台湾生番杀害琉球贡民案件”，而实情则是1871年，有一艘琉球贡船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中，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，部分贡民不幸被土著杀害的事。
日本人是如何偷天换日的呢？
我找到的最为详细的记载是：
1871年12月，由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各两艘船组成的两组进贡船（实际上是朝贡贸易，重点还在于贸易），先后从琉球向中国进发，途中两组人员全都在台湾海峡遇险。
宫古岛民的进贡船，于11月30日离开那霸港，遇暴风后在海上漂流，一艘返回，另一艘遭遇更大厄运，于12月18日漂泊到台湾西南海岸的牡丹社（社是排湾族基层社会组织）八遥湾。这艘船上共有乘员69名，其中有3名在海中遇难，其余66名登陆上岸。但是，其中的54名不幸被排湾族原住民杀害。也有说是起初与土著相处一段时间，因语言不通，贡船人员谋划出逃，反而引起土著猜忌，以致被杀，对此情节我不大相信。土著部落保留着原始的习俗，所谓“未开化”状态，向来以外来人员为敌。
电影《赛德克?巴莱》中，也揭示那时的土著部落仍然存在“出草”（猎取人的头颅，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的仪式）这种原始的陋习，以此来看，贡船乘员被不问缘由、袭击杀害，当是实情。
所幸，逃出来的12名乘员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官兵的保护。
八重山岛也派出两艘进贡船，于12月11日从那霸启航。由于遇上飓风，在海上漂泊，一艘下落不明，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泊到台湾，相对幸运的是，46名乘员也受到了凤山县官兵的保护，只有1名病亡。